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高炮部队使用的苏制M1939式37毫米高射炮。

1951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绞杀战”攻势，对志愿军阵地、交通枢纽、道路桥梁进行狂轰滥炸，导致志愿军前线一度缺弹少粮。为掰断敌军“绞杀”的铁爪，志愿军高炮部队迎难而上。

黄江桥，是志愿军兵力输送和后勤补给的必经之地。在担负护桥任务的部队中，志愿军高炮31营的阵地距桥最近，全营12门37毫米高射炮成为保卫黄江桥的最后一道防线。

1951年6月9日上午，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6架敌机借着浓云掩护，径直扑向高炮31营阵地，投下不少凝固汽油弹。一时间，该营不少炮位被冲天的火焰吞没，全营官兵伤亡惨重。其中，该营3连3班的炮手仅剩刘四1人。在首轮空袭过后，敌机没给志愿军喘息的机会，在上空盘旋半圈后再次向阵地扑来。所幸3班的火炮发射机构尚且完好，仍能正常击发。在这紧急关头，刘四操控火炮瞄准时机，当敌机俯冲至1000米距离时，他一个长点射打过去，一发炮弹正中敌机腹部，随后敌机坠落到附近的山坡上。战后，刘四荣立一等功，获“二级对空射击英雄”称号。刘四1人1门炮击落敌机的传奇事迹，在志愿军高炮部队中广为流传，激励着广大战斗在防空作战一线的官兵。

之所以将刘四单人单炮击落敌机的事迹称为传奇，是因为这非常人所能及。首先，刘四使用的高射炮为苏制M1939式37毫米高射炮。该型高射炮最大射程8500米，最大射高6700米，有效射高3000米，战斗射速可达80发/分，使用曳光杀伤榴弹和曳光穿甲弹，通常用来对付中低空的运输机、轰炸机、侦察机等，也能放平射击对付地面的轻型装甲车辆。二战期间，该型高射炮总产量超过18000门，从列宁格勒到塞瓦斯托波尔，到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它也是战时苏联产量最多的高射炮型号。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向苏联采购了大量该型高射炮，装备了若干独立高炮营。

37毫米高射炮在使用时，通常以连为作战单元，每个连4门炮，每个炮班编制人员为8人。其中，班长为炮班指挥员，在连建制内射击时，负责复诵或下达口令，检查纠正炮手动作，处理战斗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在单炮射击时，负责确定射击诸元，掌握开火时机，观察弹迹偏差并适时校正。班长的指挥位置应在既能看到指挥员，又能检查主要炮手操作，还能观察空中情况的位置上，通常在一炮手右后方；一炮手主要负责在方向上搜捕、追随瞄准目标，位于火炮摇架右侧；二炮手主要负责在高低上搜捕、追随瞄准目标，并按照指挥员下达的发射指令进行发射，也就是踩火炮击发踏板，位于火炮摇架左侧；三炮手主要负责装定目标距离，根据测距机手的报读不断改装目标距离，位于一炮手右侧炮盘上；四炮手主要负责装定目标速度，装定水平航路和斜航路，装定高低、方向校正量，位于二炮手左后侧炮盘上；五炮手是弹药装填手，主要负责压弹、退弹，报读后坐量，以及排除火炮射击中的故障，位于装填机左侧；六、七炮手为弹药手，主要负责保管、识别、检查炮弹，向弹夹上压弹，给五炮手递弹，并协助五炮手排除故障。六炮手位于五炮手左后侧便于递弹的地方，七炮手位于本班炮弹箱旁。在射击空中目标时，一、二炮手会迅速将炮身转到目标来袭方向，三炮手一般会把距离装到3000米，四炮手将航路指示器转向目标来袭方向，速度装定至150米/秒，与此同时，五炮手压弹，六、七炮手递弹。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三、四炮手操作的距离、高角、航路速度装定机构都是高炮瞄准具的一部分。瞄准具作为高炮最精密复杂的机构，相当于简易的机械式计算机，主要用于根据所装定的航路、速度和距离确定炮身的正确发射位置，使弹丸命中敌机。高射炮上的瞄准具与地面火炮的区别就在于此，高射炮的目标是飞机，飞机的速度、角度、方位都不停地变化，这就需要三、四炮手实时针对目标进行修正，才能保证在一、二炮手准确捕住目标的情况下命中目标，4名炮手必须紧密配合。而地面火炮的射击诸元装定、炮弹装填、瞄准和射击等动作可以流水作业，无需像高射炮那样紧密协同。刘四单人操作高射炮的难度就体现在这里。那么，他是如何以一当四呢？

原来，在敌军首轮空袭中，刘四所在炮班的三炮手就已经装定了开火距离，四炮手也装定了目标速度和航路，在他们受伤时并未将装定好的诸元归零，尽管火炮受到一定损伤，但瞄准机构和发射机构依然能正常运转。当敌机再次来袭时，其速度、高度、航路基本和首轮空袭一样。刘四先压好弹，再到一炮手位置把火炮方向摇至敌机俯冲大致方位，最后跳上二炮手位置，通过高低手轮控制火炮身管俯仰，用左脚踩在地上控制方向，右脚踩击发踏板，这样就能瞄准敌机然后在适当的距离开火射击。由于这种早期的高射炮主要靠人工观测和计算来确定飞行物的位置和轨迹，然后用手动或半自动的方式来调整火炮的角度和弹药，非常耗时且容易受到天气、光线、风速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上火炮本身就存在弹丸散布问题，杀伤概率会随射程增加而急剧下降，即便在精确瞄准情况下，单炮命中概率也堪忧，更何况在距离和航路无法改装的情况下，命中概率更是小得可怜，而刘四能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发挥主观能动性，一人打响一门炮，还击落了一架敌机，堪称传奇。

当时，志愿军面临严重的空中威胁，以美空军F-86喷气式战斗机为例，其升限高达1.5万米，最大飞行速度超过260米/秒，俯冲攻击时的速度甚至可以超音速，这比37毫米高射炮能装定的250米/秒最大目标速度高得多。然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志愿军高炮部队指战员凭着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将二战时生产的老兵器性能发挥到极致，把战术灵活运用到极致，在整个反“绞杀战”中击落敌机260余架、击伤敌机1070余架，有力粉碎了敌人的空中封锁，打出了国威和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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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20日至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首届功臣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近30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各部队英雄、模范和功臣代表参加了大会。

在人民解放军炮兵功臣代表中，有在解放战争中荣立数次大功和小功的炮兵英雄常恩举，在修筑青藏公路中被群众誉为“筑路模范”的人民功臣孙华昌等。在志愿军炮兵功臣代表中，有对空射击英雄刘四，敌后侦察英雄刘建华，爱护车辆、为国家节省大量资财的彭逢恩等。